[摘要]中國國際關系學創立于舊中國，但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真正開始和國家發展的歷史進程同頻共振。中國國際關系學在新中國成立后，開始了第一次歷史轉向，其最大的特征是“國際共運史”為主流；改革開放后開始了第二次歷史轉向，最大特征是“回歸”西方話語體系的國際關系學本體；新世紀之交，國際格局急劇變化，全球治理理念和新型國際關系理念符合時代需求，成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第三次轉向目標，也應該是世界國際關系學的方向。

[關鍵詞]中國國際關系學；歷史轉向；國際共運史；新型國際關系理論

國際關系學是關于國際形勢、國際交往、國際問題、大國關系等研究的知識體系，在中國歷史上有過不同的稱謂，也有過不同的體認、關注和研究重心。比如在20世紀初，國際關系學曾被稱為國際法、國際問題、國際學等；新中國成立后采取“一邊倒”外交方針，關于國際形勢、國際問題的研究采用了蘇聯模式，以“國際共運”事務代表國際事務，以國際共運史研究覆蓋國際關系研究。這些歷史現象以及對這些歷史現象的認識，導致今天國內學術界對中國國際關系學起源認識出現了諸多分歧。不同于國際學界對國際關系學科創建于1919年的說法有較一致的認識，國內學界有關中國國際關系學起源問題一直眾說紛紜。倪世雄和秦亞青認為改革開放以來80年代引進和學習西方國際關系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第一步。梁守德和王逸舟認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的起點應從1963年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加強外國問題研究的文件算起。還有人提出，從1949年建國到1963年，新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已有許多理論與制度方面的探索，不應受到忽視。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對民國時期的國際關系研究進行了梳理，毛維準和任曉將民國時代學者們對國際關系史、國際法、國際組織的探索也認定在國際關系研究范圍內。還有人則認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有關國際關系的教學與科研已具備穩定的教學機構、成熟的課程體系和充沛的人才隊伍，可以說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在那時已基本成型。

很顯然，在判斷中國國際關系學起源問題上有幾個時間節點很重要。一是20世紀30年代，二是1949年，三是1963年，四是20世紀80年代。相應地每一種觀點的原因就可以分別表述為：1、舊中國歷史應該納入進來；2、1949年開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不容忽視；3、1963年中共中央下發有關文件后，北大、人大、復旦等高校紛紛設立國際政治系，國際關系學科開始形成；4、中國國際關系學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此之前沒有與世界建立深度“國際關系”，也就無所謂國際關系學。這些觀點和原因看起來似乎都各自成立，但是卻讓人頓覺中國國際關系學的歷史是碎片化的、不連貫的，特別是考慮到1949年建國后形成的壓倒性的國際共運史研究，傳統的國際關系學研究要么被遮蔽了，要么被代替了，而許多人又不承認國際共運史研究是國際關系研究，這樣一來，從1949年至1963年之間就出現了一個很長時段的斷裂。

如何認識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呢？其實，大家都忽略了一點，任何學科、學術的發展都離不開其存在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環境，任何學科、學術的發展都是歷史發展大體系中的一環。如果我們在研究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史的時候，能夠把中國國際關系學放入中國歷史進程的總框架中去，把它和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總進程一并考察，那結果就大不一樣，我們看到的將是和中國歷史同頻共振的中國國際關系史，而不是孤立的、割裂的、碎片化的、充滿漏洞而又無法彌合為整體的中國國際關系學術史。

中國歷史的進程不會停止，中國國際關系學的歷史進程也沒有停止過，只不過在每一個重大的歷史階段，它的表現形式不一樣。或者說，它有時候處于昌盛期，有時候處于低迷期；有時候處于勃發期，有時候處于轉型期；有時候以國際關系的形式直接呈現，有時候又以其它話語的形式呈現。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指出中華民族復興經歷了三次偉大飛躍，第一次是1949年中華民族站起來了，第二次是改革開放以后中華民族富起來了，第三次是新時代以來中華民族強起來了。回顧前文所提到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發展歷史中的幾個重要節點，不正與中國近代歷史的時間節點相一致嗎？為此，我們完全可以用中華民族復興的三次飛躍理論指導我們關于中國國際關系學發展史的研究。

中國國際關系學是歷史的產物，是中國在近代卷入國際體系的產物，其時中國的學人們為了尋求救國出路，開始關注國際問題，開創了有關學術研究。但是戰亂年代是容不下平靜的教室和課桌的，中國國際關系學在初期的探索最終篳路藍縷，未成氣候。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國際關系學術研究受到國家的重視，除成立專門的國際關系學院之外，還在中國人民大學設立外交系，1963年又在北大、人大、復旦等學校成立國際政治系。這一時期為適應兩極格局形勢，支持共產主義運動，在各大學專門設立了國際共運史專業，在后來相當長時間內，國際共運史成為一門直接或間接研究國際形勢和國際問題的“顯學”，國際關系學反而被忽視了。國際關系學的這一重大變化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第一次歷史轉向，無論是研究性質，還是研究側重點，都與舊中國時期的中國國際關系學不同。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第二次歷史轉向。一段時間內整個學術界對國際形勢、國際問題研究都被中蘇關系所左右，研究的重心必然倒向國際共運史，而有關西方社會或中西關系的研究往往以內部參考的形式呈現，大大限制了相關研究的開展。但是改革開放開始后，形勢完全變了，中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也把國際關系研究和國際關系學科建設提到很高的程度，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運史學術研究走入低迷，很多學校的國際共運史專業紛紛轉向國際關系專業。歷史進入新世紀、新時代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國力、影響力迅速提升，與此同時美國及其西方盟友不愿接受多極化格局，采取各種“出格”的行為阻止國際格局的改變，以致嚴重破壞了國際秩序，造成國際社會一輪又一輪新的動蕩。時代呼喚理性的、公平的、和平的、有益于集體安全的國際秩序，也呼喚新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指導中國的國際交往。事實上，西方已經有人提出了“全球國際關系學”等新的理論體系。中國外交過去盡管有自己的原則、指導，但上升到理論體系以后就會發現自己沒有系統的、成熟的、能作為公共產品的理論體系，也就難免用美國和西方的理論做注腳。新時代呈現出新形勢，也呼喚中國國際關系學進行第三次歷史轉向。

一、早期中國國際關系學簡要回顧

中國國內最早關注國際問題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鴉片戰爭前后，國人開始意識到“開眼看世界”的重要性。這一時期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一方面受到“西學東漸”的影響，另一方面與中國擺脫封建王朝的桎梏、謀求國家現代化密切相連。林則徐、魏源等改革派通過譯介、著作等形式積極向國內介紹外部世界的情況，提出向西方國家學習的主張，萌發了近代以來中國最早的國際意識。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從一開始就被劃歸政治學學科，以《欽定學堂章程》（1902）和《奏定高等學堂章程》（1904）為依據，晚清高等教育分科體系基本形成，其中有關國際問題的專業被劃分到“政治科”中的“政治學”“法律學”和“政法科”的“政治門”和“法律門”，或者文學科中的“萬國史學門”等科目中。在開展有關教學、研究過程中，大家意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該如何統稱這方面的知識，是用“國際問題”還是“國際事情”（“國際事務”），是用“世界政治”還是“國際政治”，亦或是用“國際法”還是“國際關系”？1933年，南開大學教授徐敦璋提出國際學概念（以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作為其英文對應名詞），以統攝其時國內碎片化的國際問題研究。徐氏指出國際學是一門研究各種國際生活的科學。這里的國際生活包含和統攝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間發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法律互動；稱其為科學是指將科學的方法運用到國際現象的考察中，以期尋找國際事務的法則和因果規律。但這一概念隨著國民黨政權的瓦解而悄然退出歷史舞臺。

民國時期國際關系學研究、教學主要集中在國際關系史、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外交學三個領域。對國際關系史的研究與教學以“世界之于中國”和“中國之于世界”作為兩條主線。“世界之于中國”是指通過對西方國際關系史的介紹，找尋中國融入現代國際體系的路徑。其中王繩祖在金陵大學的講義《歐洲近代史》可謂集大成之作。而“中國之于世界”則主要關注中國在“天下體系”式微后如何屈辱地融入國際體系的過程。蔣廷黻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等著作為中國外交的國際化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和理論準備。在國際組織和國際法研究方面，民國學人認識到以國際聯盟為中心的國際組織雖然不能擺脫大國控制，卻為中國提供了伸張正義，提升國際地位的平臺。在巴黎和會的失敗和抗日戰爭爆發后，學者們認識到對國際組織原來那種理想主義的期盼需要調整。一方面，大國政治阻礙國際正義的實現。另一方面，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多扮演求助者，而非施與者的角色，因而有“乞憐外交”之嫌。至于國家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可謂熠熠生輝。中國學人還參與到國際法的編纂和國際裁判實踐中。此外，對西方國際法和先秦國際法的比較研究至今無出其右。外交學研究方面，學人們在學術與實踐之間的穿梭探索也構成了羸弱的舊中國在世界舞臺爭取國際空間的一抹亮色。一批引介性專著如楊振先的《外交學原理》、王亞南的《現代外交與國際關系》和劉達人的《外交科學概論》等為外交學在中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民國時期的國際關系學上承晚清以來開眼看世界，以西洋之學挽救國家危亡的民族志向，下啟新中國獨立自強，從站起來到強起來的百年夙愿。不僅為建國后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研究儲備了大量理論成果，還提供了學科建設的經驗，為新中國儲備了國際關系學的學術隊伍。這一段歷史理應納入近現代以來中國國際關系學的范疇。

二、第一次歷史轉向：“國際共運史”為重心的國際關系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讓幾百年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國際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世界分成兩個半球。新中國在1949年成立后，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一員。為了保衛自己，也為了推進世界社會主義事業，新中國宣布“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國際格局變了，中國的國際環境也變了，中國的外交變了，中國國際關系學的性質、目的、體系、重心也都改變了。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國際關系學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那就是有兩套話語體系，一套是與西方“接軌”的國際關系學，另一套是完全接受自蘇聯的國際共運史。

單從概念上就可以看出來，與西方“接軌”的國際關系學其實是承繼了民國國際關系學的脈絡，又在原來基礎上進行了擴容，最關鍵是是以國家行為展開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1949年12月，國際關系學院成立；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建校之初便設立外交系，并且“下設國際法、外交通史、國際關系與中國外交政策等教研室”，主要關注對蘇聯東歐國家政治經濟的教學和研究； 1955年9月，在周恩來的倡議下，外交學院在中國人民大學外交學系的基礎上成立； 1963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經周恩來批準，1964年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分別建立了國際政治系。其中北大側重第三世界亞非拉地區研究，人大側重開展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研究，而復旦則主要負責歐美西方國際關系的研究。可見，當時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已經逐漸地、進一步地從專業設置、學科建設、研究重點都做了很全面的設計。否認1949年新中國建國后對中國國際關系學已經作出設計、規劃的觀點是不客觀的、不真實的。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時期國家對新設立國際關系專業的高校的具體科研工作也作出了進一步的區分，中國人民大學側重開展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研究，足以說明不能把國際共運史研究排除出中國國際關系學。換言之，從研究目的、學科屬性上判斷，國際共運史是國際關系的一部分，或者說二者是一個整體，不能把國際共運史和國際關系史以及國際關系學割裂開來。

在建設與西方“接軌”的國際關系學的同時，國際共運史學科也開始建設。這一學科的建設開始于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開設的“馬列主義基礎”公共課程。這門課程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教材，主要講授蘇共黨史。為了形成獨立的國際共運史人才培養體系，1956年人大開始招收國際共運史專業的研究生。1958年人大馬列主義教研室編撰了中國首部國際共運史教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同時把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提升為馬列主義基礎系，分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政治學兩個教研室。1959年國際共運史專業的本科生培養開始在人大等院校展開。到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中國國際共運史這門學科逐步走向獨立，形成了自己的學科體系，有了獨立的大綱和講義，并積累下系統的文獻資料。共運史研究涵蓋了巴黎公社、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十月革命、蘇聯社會主義經驗等內容，在當時成為一門“顯學”，很多高校都設置了有關院系和專業。

正如開篇所言，國際關系學是國際形勢的產物，其研究內容、重點都要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國家的外交政策的調整。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開始緊張、惡化，高層對形勢的判斷有所調整，對中國國際關系學的態度也有微妙的變化。1964年中共中央出臺加快國際政治人才培養的政策，人大馬列主義政治學系改名為國際政治系，而國際共運史則設在該系下面。“文革”期間，國際共運史教學與科研工作受到政治運動的嚴重干擾，但是基本的教研隊伍得以保留，專業課程也得到延續，按照有的學者的說法，這些積淀都為改革開放后“國際關系學”的重生提供了學術和人才上的儲備。

20世紀80年代前后，國際局勢劇烈變化，對于中國來說，有兩大事件左右著人們對中國國際關系學如何作出選擇。一件是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積極融入世界，特別是改善與西方的關系，不再采取過去“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另一件是蘇東劇變，歐洲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在這種外部環境下，中國國際關系學開始了第二次的歷史轉向，主要的現象就是國際共運史學術研究陷入低谷，而與此同時，國際關系學則“正本清源”，回歸C位，成為學術界和年輕學子追捧的“顯學”。

三、第二次歷史轉向：“國際關系學”的回歸

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第二次歷史轉向是從上而下進行的。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出指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緊補課”。這一講話為國際關系學科的復興和國際問題的全新研究格局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和思想基礎。國際關系的課程在一些傳統國際關系學科很強的高校中重新開設。1979和1980年，北京外國語學院和外交學院分別開設了“國際斗爭基本理論”，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開設了“國際關系理論”和“西方國際關系力理論介紹”等課程 。從80年代開始，大量的中國學者紛紛前往美英學習或訪學，開闊了眼界，加深了與美英等國際社會在學術上的交流。一大批西方學術著作被譯介到中國，中國學者們自己也積極開展有關研究，創作了一系列專著和教材，整個國際關系學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第二次轉向以后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經歷了一個從舊范式向新范式、從粗淺到深入、從直接引進到消化吸收、從借鑒學習到獨立思考的轉移過程。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逐漸融入世界，中國學界開始有意識的引進介紹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流派。不過這一時期對“國際關系學科的研究對象、范圍和方法的理解還處在摸索階段，對西方理論成果的引介也比較零散”。

這種情況在90年代以后大大改觀。從90年代到21世紀初，中國國際關系學界開始系統化地引入西方經典理論，許多經典著作如《現代世界體系》《權力與相互依賴》《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等紛紛被翻譯成中文。在譯介西方著作的同時，中國學界也積極跟進美國等國家學界有關研究，開展專題性研究。比如，針對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王滬寧發表了《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權力》，引入了軟實力的概念，也引發了中國如何提高軟實力的討論；針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中國學界展開討論和批判，王緝思主編出版《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針對西方學者提出的“民主和評論”，中國學界進行了批判性的評論，指出該理論的解釋力瑕疵和美式霸權的內嵌性；針對國家利益討論，閻學通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突破以階級為分析單位的分析方法，強調國家整體的、客觀的、可排序的國家利益。

進入21世紀，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進入發展的快車道。從學科建制化角度，開設國際關系學院的學校日益增多，從傳統強勢學校擴散至其他綜合性大學與專業性科研院所，如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大，中國傳媒大學等等。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現象是，很多學校把原來設立的國際共運史專業紛紛改為國際關系學專業。這不僅反映了從學術界到管理部門對國際形勢的新體認、新判斷，也反映了全社會希望融入國際社會的積極態度。這一時期學術研究的重點在于崛起中的中國如何融入世界和中國本土文化如何滋養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這兩方面。加入WTO以后，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快速上升，中國崛起已不可阻擋，中國的國際角色也在進行著轉換，這些心理、意識、思維等等都無可回避地體現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中。早在20世紀80、90年代，以梁守德為代表的學者就開始呼喚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中國意識”。他多次撰文論證建立中國特色國際政治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主張在正確認識中國的國際定位、國家性質與國家利益的基礎上，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科建設應力求實現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進入21世紀，中國學界的這種理論創新的意志更加強烈。秦亞青在建構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將中國文化思想中的“關系性”置于國際社會的本體，用關系理性代替個人理性刻畫國際行為體的行為模式，將國際行為體塑造關系的互動定義為一個過程，彌補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靜態性和個人本位偏見。閻學通在整理先秦國家間（inter-state）政治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出道義現實主義，將權力和國家聲譽作為增強國家權力，提升國家領導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規范層面上實現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趙汀陽試圖構建一個建立在整體主義基礎之上，超越傳統主權國家的共在秩序，事實上為中國特色的全球化理論進行了哲學思想的鋪墊。任曉等人提出“共生理論”，認為國際關系的行為體是異質性的，雙方具備彼此相互欣賞和包容的能力，因此可以實現“共存”，為多種文化的包容共存，趨于與全球事務的共同治理和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終建構奠定理論基礎。

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到新世紀初，中國國際關系學完成了幾大轉向。首先是學科建設從國際共運史轉移回國際關系學本體，具體表現是國際共運史研究從“顯學”變成了“微學”“冷學”，而國際關系學則從“微學”“冷學”成為“顯學”。很多高校原來所設國際共運史專業“搖身一變”為國際關系學，沒有國際關系專業的學校則紛紛設立此專業。國際關系學科設置從個別學校迅速擴散到各高校，成為“大眾化”學科。其次是研究問題的關注點從“東方”轉向了西方，再轉向全球；從孤立的社會主義陣營轉向積極活躍的資本主義陣營，再轉向整個國際社會。學科的邊界不再非此即彼、界限分明，跨專業、跨領域、跨學科的研究成為本學科研究的一大特色。與國際社會的合作、互動、交流、爭論成為常態。最后，這一時期中國國際關系學最大的轉向是中國學者們從簡單譯介、引進美英等西方國家的學術成果，到積極開展評介、爭論和批判，再到創建自己的理論、觀點。隨著中國實力的提升，中國學界積極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力爭在新的歷史時期獲得國際關系學領域更大的國際話語權。而這為即將開啟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第三次歷史轉向提供了方向和動能。

四、第三次歷史轉向：從全球治理到新型國際關系

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國際關系學領域的熱詞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概念當然并非21世紀才出現。早在冷戰結束后，聯合國就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該委員會出版了《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unication on Global Governance》，這成為全球治理的濫觴。全球治理是“各種各樣的個人、團體--公共的或個人的--處理其共同事務的總和。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各種互相沖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調和，并采取合作行動。”多元主體、消除沖突，這樣兩大主題足以成為人們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國際關系的期盼。在詹姆斯·羅西瑙等學者的開拓下，全球治理研究開始在西方興起。美國學者霍華德·弗雷德里希（Howard Frederick）稱這種因全球環境危機等發展問題導致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為“范式轉移”。

最早向國內介紹全球治理理論的有俞可平、唐賢興等人。蔡拓等人的系列著作《全球學導論》《全球治理概論》《全球學與全球治理》則標志著中國學者開始創立自己的全球治理理論。中共十九大報告首次把全球治理觀上升到國家政策層面：“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在各種因素主導下，全球治理已經成為20年來中國國際關系學研究重心的一種轉向。本文曾借助CNKI的文獻視覺分析功能，就相關文獻的發文趨勢、關鍵詞時空分布等，對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類CSSCI期刊中以“全球治理”為主題的文章進行了分析，檢索到3020篇文章。研究發現以“全球治理”為主題的文章最早出現在1998年（1篇），其后在2020年到達峰值（362篇），2023年稍有回落（至291篇）；整體來說在2015年前呈穩步上升趨勢，在2015年后呈迅速上升態勢 （見圖1）。最初幾年的文獻主要圍繞“全球化”“全球治理”“國際制度”和“多邊主義”等概念展開探討。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治理相關文獻開始轉向有關“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以及“新型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路徑的討論。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和2012年國際電信世界大會之后，全球治理相關研究轉向“氣候治理”和“互聯網治理”兩個子領域。2015年以后，隨著“一帶一路”倡議逐步實施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的提出，全球治理相關研究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核心、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重點，突出強調“中國智慧”和“中國思想”。

圖1 全球治理相關文獻發表時間分布圖 （數據來源：中國知網CNKI獲取；獲取時間：2024年1月15日）

全球治理理念是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所信奉的現實主義的對抗。長期以來，美國政府特別推崇現實主義，在國際上大力推行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強權思想，不斷挑起沖突和戰爭。在美國國際關系學界，現實主義也一直是最大的流派，擁躉眾多。但是美國政府和美國學界所信奉的現實主義并不得人心，國際社會所推動的全球治理對美國的現實主義形成了極大的掣肘。全球治理理念與現實主義事實上形成了這樣一種關系：全球治理理念占據主導時，美國現實主義就收縮，反之，美國現實主義狂熱時，全球治理理念就萎縮。從特朗普當政開始，美國以匹夫之勇向世界發起挑戰，挑起和中國、俄羅斯等大國的激烈沖突，甚至直接喊出“去全球化”口號，使得美國的外交政策直到現在也難以回歸理性。在美國帶頭下，整個西方的外交政策方向都發生了調轉，俄烏沖突是其具體體現。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全球治理嚴重赤字。很顯然，從結構關系上講，全球治理作為國際關系策略和手段的選擇，并不能完全主導國際關系，更不能代替國際關系。全球治理理念作為國際關系學的內容之一，也無法代表整個國際關系學體系。國際關系學如果想要適應國際關系的變化并對其作出理論指導，就需要一種真正的轉向。

真正能和國際關系一詞相對應，又能體現新時代中國智慧的概念是“新型國際關系”。2013年3月，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首次提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概念。新型國際關系理念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是中國政府對未來國際關系的設計，中共十九大報告不僅提出了全球治理觀，也提出了新型國際關系理念：“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新型國際關系理念成為中國外交重要指南，也成為未來我們認識、判斷國際形勢走向的重要指南。

新型國際關系是相對于舊式國際關系或傳統國際關系而言的。傳統國際關系發端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強調以主權國家為主要行為體開展國際交往。但是傳統國際關系還有一個特征，那就是由西方強權國家主導，奉行叢林法則，往往通過戰爭形式改變現狀、攫取利益。在國際社會普遍希望和平、發展、合作的今天，西方這些國際關系原則就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其陳腐、落后、過時的性質一目了然，因此也可以稱其為舊式國際關系。新型國際關系要求改變這一切，提倡以相互尊重代替傲慢霸凌，以公平正義代替自私自利，以合作共贏代替對抗沖突。新型國際關系是對舊式國際關系思維的一種轉向，并不是要取代既有國際關系秩序。今天的國際關系在一定意義上講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因此新型國際關系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新型國際關系尚沒有到來，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應然，是國際關系發展的方向，但是作為一種狀態，它正在促使國際關系發生全局性的轉向。

新型國際關系需要新型國際關系理論作指導。新型國際關系理論一定是有別于過去屬于西方話語體系的國際關系理論，一定要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定要超越和發展當前國際關系理論的西方性。過去以梁守德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們曾為了構建中國特色國際政治學或中國特色國際關系學朝乾夕惕，今日我們終于領悟這項工作的意義，更應該把它接手下來，乾坤轉換，將其拔高為新型國際關系理論或新型國際關系學。關于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也罷，還是新型國際關系理論也罷，國內是有阻力的。有的學者反對，有的學者懷疑，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國際關系理論是國際公認的學術體系，沒有什么中國特色一說。至于說新型國際關系理論，因為新型國際關系尚不成型，更何談理論？其實，這些顧慮是多余的，舊式國際關系的頑疾、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的“捉襟見肘”已經令西方學術界自己也“看不慣”了，乃至開始“自拆墻腳”。2007年阿米塔·阿查亞與巴里·布贊在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期刊上發表論文，發出“為何沒有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之問。他們借由羅伯特·考克斯的新葛蘭西主義批判理論，為理論的多元主義和重塑邊緣地區的理論主體性打開了空間。在此基礎上，2019年，阿查亞和布贊又聯合出版了《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建立：百年學科的誕生與發展》。他們認為“國際關系學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西方歷史和西方政治理論就是世界歷史和世界政治理論的假設之上。”“拉丁美洲、非洲、中東以及東南亞地區的國際關系研究表明，由西方發展起來的占支配地位的國際關系概念--包括民族國家、權力、制度和規范--與當地學者在這些不同地區所感知和分析的現實之間的脫節正在日益加深。”因此，他們認為要創立一門全球國際關系學，“希望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發展一門真正包容和普遍的學科，真實地反映國際關系學者日趨增長的多樣性和他們的知識關切”。

中國承諾要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新型國際關系理論或新型國際關系學就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產品。阿查亞和布贊倡導的全球國際關系學帶了個好頭，但是他們的理論極有可能只是“去西方國際關系學”，或者是“西方國際關系學”和“非西方國際關系學”的簡單相加，對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國際形勢，這樣的理論是不夠的，我們中國學者必須盡快站出來，創立真正符合國際關系現狀和新型國際關系走向的新型國際關系理論或新型國際關系學。新型國際關系理論應該介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與思想，繼承傳統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概念，吸收傳統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精華，還應該包含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新中國以來的外交經驗和思想，更應該包含對新型國際關系的判斷、設計和規劃。當然，新型國際關系理論或新型國際關系學概念可以推敲、商榷，以尋找一種更好的表達方式。

總之，第三次歷史轉向不是對歷史的回顧，而是對現狀的理解和對歷史方向的判斷；不是對理論進行總結，而是對理論進行呼吁。但是這些理解、判斷和呼吁并不是作者的一廂情愿，而是國際關系必然的結果。這一轉向已經開始，這一結果也初露端倪。

結語

中國國際關系學創立于舊中國，但勃發于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后自然地完成了第一次歷史轉向，全面學習蘇聯，引入蘇聯“國際關系理念”--國際共運史；改革開放后，融合國際社會，學習美英等西方國家先進經驗，讓中國國際關系學開始第二次歷史轉向--“回歸”國際關系學本體（其實是西方主導話語的國際關系學）；進入新世紀，國際格局在急劇變化，舊的國際關系理論已經無法回答國際關系的現狀問題，也無法適應新型國際關系，全球治理理念、新型國際關系理論或新型國際關系學順理成章將成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第三次轉向，其實也是國際關系學的一次轉向。第三次轉向的過程從全球治理觀為起點，以新型國際關系理念為爆發點；宗旨則是改變舊的不合理的邏輯，最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張暢，女，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博士；趙雪波，男，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