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數字技術帶來了新聞傳播生態的整體性變革，也給新聞研究帶來智識挑戰。本文以文化研究視野中新聞研究的成果為基礎，一方面剖析了新聞業的數字化轉型給文化研究視角下的新聞觀念提出的革新要求，另一方面則探討了經典文化研究理論在新聞業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變與不變。本文認為，盡管孕育文化研究的歷史語境和媒介技術環境均已發生改變，但經過發展的文化研究理論依舊能夠為數字新聞學提供有價值的認識論與方法論資源。數字新聞學應該在現有的問題維度上納入文化批判的視角，從而拓展其解釋和介入現實的學術潛能。

關鍵詞 數字新聞學；文化研究；理論創新

一、引言：范式對話與理論創新

當代媒介生態正經歷從傳統“文字域”和“視聽域”并行的大眾傳播格局向“數字域”主導的格局進行轉型的過程，傳播實踐整體上出現了“制度化”越少而“個體性”越多的趨勢[1]。 在新聞領域，數字傳播技術的發展及其對新聞生產、分發和消費流程的全面滲透，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新聞、新聞業和新聞學。技術和經濟雙重壓力下新聞業的結構性轉型，對新聞觀念和新聞理論體系的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無論是從業者還是研究者，都必須對傳統新聞業和新聞理論的遺產進行重新審視[2]。什么是新聞？新聞實踐應遵循什么樣的價值標準？如何把握正在經歷深刻轉型的新聞實踐與日益錯綜復雜的傳播權力網絡之間的關系？應該用什么樣的理論框架來指導數字化時代的新聞學術研究？面對這些問題，以機構化大眾新聞業為基礎的傳統新聞學日益顯得力不從心。這種實踐和理論之間的落差，無疑是當下媒介域正經歷整體性數字化轉型的歷史情勢，以及由此導致“媒介與社會產生緊張關系或復雜關系”在新聞領域的一種具體表現[3]。

面對這些挑戰，學術界已經從多個方面進行了回應和探索，試圖從不同角度構建和完善一套能與當前新聞實踐情勢相匹配的數字新聞學理論體系。具體而言，這些探索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對數字新聞實踐如何挑戰傳統新聞理論進行分析，并進而探討數字新聞學作為一個新的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及其進行理論創新的路徑。相關討論著重從實然的經驗維度和應然的規范維度出發，對數字新聞學的概念內涵、核心范疇進行界定，探索如何實現數字新聞學從概念化到理論化的創新發展[4]。 第二，通過納入相對較新的理論或方法工具資源來構建數字新聞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體系。比如，多位研究者均從可供性這一概念的生態學視角出發，強調數字新聞業作為生態系統的屬性特征，從而凸顯這一理論視角對數字新聞學創新的價值[5]。還有研究者對數字新聞流通的概念源流及其內涵進行梳理，對基礎設施、流通實踐、認知競爭等數字新聞流通核心構成要素進行討論[6]。 在方法層面，計算方法[7]、民族志[8]、網絡分析[9]等均得到了數字新聞學研究者的關注。第三，通過案例分析或調查研究，對數字化背景下新聞業從業者的職業身份認同和身份邊界[10]，數字新聞業的價值規范再造[11]，新聞業生態變革、機構轉型與發展趨勢[12]，以及產品形態、呈現方式和敘事模式[13]等更為具體的經驗性問題進行實證研究。第四，與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媒介社會學等經典理論傳統進行對話，從而一方面通過數字新聞學在實踐和理論層面提出的新問題來推動經典理論傳統的發展，另一方面也通過借鑒經典理論的問題意識和思維方法，不斷豐富數字新聞學研究。比如，作為一種批判視角，傳播政治經濟學對數字新聞業的考察更為關注數字資本主義邏輯如何貫穿于數字新聞實踐的各個環節，尤其從平臺化數字新聞業的經濟邏輯、新聞從業者的數字勞動機制等角度對數字新聞學提供有價值的理論資源[14]。

總體而言，上述四個角度中，尤以前三個方面的成果最為豐富。相比之下，第四個角度的討論較為薄弱。數字新聞的出現和發展并不意味著新聞業傳統的徹底顛覆和革命性斷裂。無論數字技術本身的發展如何不斷影響新聞的存在方式和生產消費模式，對公共性的追求、對可核查事實信息的呈現、對社會世界當下變化的關注、特定主體的獨創性構思、調查和呈現過程，以及拓寬公眾的認知邊界和視角多樣性的民主化追求，始終是我們界定何謂新聞的常量[15]。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字新聞學要成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自洽性，同時又能與外部知識系統進行對話的理論體系，必須回到其他經典范式的理論脈絡中，在當下與傳統之間建立有效的對話機制，在繼承和更新經典理論資源的基礎上實現自身的發展。

基于以上討論，本文試圖接續上述第四個角度的研究，探討文化研究這一對新聞傳播和媒介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批判傳統如何能在數字新聞學研究中發揮積極作用。關于如何從文化研究的視角豐富數字新聞學的理論體系，部分現有研究成果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比如，李艷紅指出，當下數字新聞學研究存在“生產偏向”和“文本缺失”的問題。新聞實踐如何為社會建立意義和提供知識，如何塑造人們所處的符號世界，是文化研究取向的新聞學研究最主要的問題意識之一。但在當下的數字新聞學研究中，這卻成為一個知識盲區[16]。常江則梳理了主流新聞學與文化研究的歷史分歧，指出曾經與主流新聞研究保持距離的文化研究也在新聞業面臨數字化轉型的當下，重新獲得了與新聞學進行對話的可能性。文化研究視角的引入，有助于改變將新聞生產、內容和消費相割裂的傳統新聞學研究思路，圍繞“作為經驗”甚至“作為生活方式”的新聞活動，探索一種總體性、闡釋性的新聞研究方法論[17]。 此外，與文化研究強調超越媒介機構和生產中心主義的視角相呼應，“用戶新聞學”的提出凸顯了作為“新聞產消者”的用戶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傳播主體這一事實，表現出把新聞實踐嵌入到更為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中進行考察的傾向。盡管不是直接以文化研究本身的理論語言進行表述，但這種理論主張顯然與用戶生產內容的傳播現實和文化研究視角對語境化闡釋和參與式文化的重視具有共鳴[18]。

無疑，這些研究有助于我們認識文化研究在當下數字新聞學研究中的獨特價值。不過，既有討論都是從相對比較宏觀的研究視角或方法論的角度出發，對文化研究傳統中，尤其是對以斯圖亞特·霍爾等為代表的早期文化研究學者關于新聞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理論框架沒有進行充分的討論，也就無法對如何在數字化語境下發展甚至重構這些概念和理論框架提出具體的見解。本文試圖彌補這一不足，轉而從文化研究經典理論范式的內部邏輯出發，來考察新聞業的數字化轉型如何對文化研究視角下的新聞觀念提出了迫切的革新要求，并試圖由此提出數字新聞學的文化研究路徑應該關注哪些核心命題，遵循何種學術價值立場。下文將首先對文化研究視角下的新聞研究進行簡要回顧，尤其是早期文化研究傳統中霍爾等人圍繞新聞實踐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觀點；在此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討論文化研究視野下的新聞理論需要進行什么樣的調整和更新才能更好地解釋數字化轉型中新聞現實；最后，我們將就數字新聞學的文化研究路徑的內涵和核心議題進行簡要總結。

二、文化研究視角下的新聞研究

在一篇被廣為引用的經典論文中，邁克爾·舒德森將新聞社會學的研究路徑劃分為三種：政治經濟學路徑、組織社會學路徑，以及文化或人類學路徑[19]。具體來說，政治經濟學路徑將新聞生產的結果與新聞機構的經濟架構聯系起來，旨在揭示新聞保守、自持的特征與這一行業的逐利本質之間最為根本的一致性，但將介于兩者之間的一切都視作無需深入研究的黑箱；組織社會學路徑試圖打開黑箱探詢新聞機構運作的內在邏輯，理解新聞工作者在日常專業實踐中如何受到職業慣例的影響，并在組織化的信息生產活動中完成對現實的社會性建構；文化或人類學路徑則進一步深入到人類行動之上的觀念與意義層面，關注新聞從業者進行新聞生產的文化條件，強調更為廣泛的文化符號系統的約束力。事實上，舒德森所指的文化路徑與其說是一種具有內部一致性的研究范式，不如說是一種散見于不同學術傳統之中的研究視角。即使從新聞社會學拓展到更廣泛的新聞研究，文化視角也因其將新聞活動視作一種相對獨立于政治經濟結構和組織生產邏輯的文化實踐，以及對表征體系和意義建構過程的格外關注而具有認識論意義上的獨特性。

毫無疑問，英美文化研究在這一研究視角的確立和發展過程中做出了突出的理論貢獻。芭比·澤利澤認為，盡管廣義上的文化維度在其他研究路徑中也曾被部分提及，但文化研究的兩大流派將一系列具體議題帶入主流視野，并使之成為新聞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具有構成性的部分。比如，新聞表達的主觀性、事件意義的建構性本質、身份建構的政治性，以及這些前提在實踐中的基礎。但她同時也指出，將新聞視作一種意義建構活動的觀點本身就對支撐傳統新聞研究和記者職業意識形態的世界觀構成了挑戰，對于新聞業的文化式考察是在其自身所創造的“戰略性矛盾”中得到發展的：當“事實”“真實”“現實”被置于相對性和主觀性的衡量之下，這些規范性概念作為新聞業自我呈現或自我正當化的基礎實際上已被解構；可如果新聞業放松對這些基本原則的堅持，它則會失去其相對于其他文化表達、再現和生產模式的獨特性[20]。或許正是由于二者間“與生俱來”的緊張關系，有學者指出，文化研究與新聞學研究在1980年代漸行漸遠。一方面，文化研究學者的興趣逐漸轉向對通俗文化、另類文化、青年亞文化等更廣泛的媒介文化現象的分析，新聞業僅僅成為其研究的背景或論證的素材。另一方面，以新聞編輯室民族志為代表的組織社會學路徑在1970-1980年代的美國成為主流并誕生了一大批經典著作。與之相比，文化視角則在這一新聞社會學研究的“黃金時代”缺席了，直到1990年代以后，才在澤利澤等學者對于闡釋社群、集體記憶、文化共鳴、新聞權威等議題的討論中逐漸回歸[21]。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英美文化研究共享著對于新聞的文化式理解，但二者的理論傳統和研究旨趣上依然有著很大不同。在歐洲批判傳統下，以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為代表的英國伯明翰學派汲取符號學、語言人類學、結構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等眾多歐陸思想資源，確立了傳播觀念的建構主義范式，并在此基礎上對媒體生產和消費環節所依賴的符碼體系及其運作規則展開分析，力圖闡明新聞實踐作為一項意義生產活動的內在結構與外在條件，最終揭示其在國家權力和主導意識形態再生產中發揮的關鍵作用[22]。而美國的文化研究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闡釋主義傳統的影響，出于對實證主義所代表的社會科學主流研究取向的反撥，詹姆斯·凱瑞整合了美國實用主義、符號互動論、文化人類學和文化社會學等理論資源，提出了“作為文化的傳播”這一重要學術命題[23]。

美國文化研究與批判色彩較濃的伯明翰時期的文化研究共享著對新聞實踐的文化符號體系和意義結構的重視，但卻剔除了后者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對新聞實踐的意識形態功能及其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位置進行文化政治批判的現實干預立場。在澤利澤所代表的文化取向的新聞社會學家的視野中，所要恢復的實際上是以帕克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也即闡釋主義傳統下的新聞研究，而非具有強烈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色彩的文化研究范式。實際上，在文化研究發展的早期，尤其是1970年代霍爾領導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時期，文化研究學者對新聞實踐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十分可觀的成果。只是由于其理論預設和研究目的與主流新聞學理論的期待相距較遠，故而在主流新聞學的歷史敘事中被邊緣化，甚至徹底消失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回歸霍爾等人的新聞研究成果，不僅是要恢復被主流新聞社會學敘事所遮蔽的學術傳統，更是要通過回歸批判立場，豐富新聞學術研究的現實意義。

回顧整個1970年代，恰好是霍爾等人深度介入到新聞傳播研究領域的一個時期，也是經典意義上的文化研究從批判立場出發對機構新聞業的運作邏輯及其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政治功能進行集中系統研究的一個時期。歸納而言，霍爾等人的研究從三個維度展開：第一，從相對微觀的符號學維度，對新聞的本質以及新聞話語的傳播邏輯進行理論化探索；第二，從中觀維度對新聞機構和新聞業的運作邏輯及其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內外部條件，特別是其運作所依賴的意義結構進行社會學分析；第三，對新聞實踐作為文化表征系統的一部分如何與權力、意識形態和歷史情勢產生復雜的關系，從而凸顯文化研究視角下新聞研究的批判性[24]。霍爾等人所完成的這些經典研究成果，涵蓋了從微觀的文本符碼結構分析，到中觀的新聞機構運作常規和價值體系研究，再到宏觀的社會政治情勢分析，構成了完整的文化研究視野下新聞研究的基本框架。進入1980年代之后，霍爾的學生戴維·莫利基于霍爾等人在1970年代取得的理論成果，圍繞觀眾對電視新聞的多元化闡釋展開經驗性研究，不僅驗證并發展了霍爾關于電視話語編碼解碼模式，還發展了將對受眾媒介使用和話語實踐的微觀考察與對相對宏觀的社會權力的結構性批判相結合的“新受眾研究”傳統。在這里，作為新聞用戶的受眾不只是學術研究的經驗對象，同時也是反思文化霸權運作機制和實際效能的微觀樞紐[25]。

歸納而言，1970-1980年代文化研究視角下的新聞研究在如下三個方面形成了較為獨特的理論成果：

第一，從符號學和溝通人類學的視角出發，通過分析意義生產的內在結構與外在條件，在表征層面解揭示了新聞傳播實踐的內外部運作機制，形成了以意義結構為核心的新聞社會學框架。以建構主義的新聞觀念為前提，文化研究主張，“媒介生產不僅涉及到生產的制度環境、組織機制、專業意識形態、職業實踐常規及其所處的物質技術條件和編碼的語言學規律，還涉及到這些環節所處的‘意義結構’，即媒介從業者和媒介使用者在意義維度上的互惠關系和相互確認......依據特定符碼規則建構起來的媒介文本不僅是傳播政治經濟制度、組織結構、技術條件等物質要素的產物，同時也是這種‘意義結構’的產物。新聞生產過程研究和對作為表征體系的新聞的研究不是相對立的，而是互補的。”[26]

第二，通過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視野與對新聞傳播實踐的建構主義考察相結合，凸顯了文化研究視角下的新聞研究的現實指向性，使之呈現出與包括美國文化社會學傳統下的新聞研究在內的其他范式不同的問題意識、現實關懷和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從本質上說，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批判傳統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對文化或關于文化的研究，而是從文化，尤其是大眾文化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象征秩序這一視角出發，對當代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的一種批判性研究。無論其所調用的理論資源和方法路徑如何不斷變化，對既有權力秩序的批判性審視和對潛在解放空間的探尋始終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旨趣[27]。這意味著文化研究的鮮明特點之一，就在于它不是一種純粹的學術或知識活動，而是以左翼價值立場為坐標，始終對當下的歷史和現實情勢保持一種高度的批判和介入意識。這種批判的學術旨趣在霍爾等人的新聞研究中同樣十分顯著。無論是對新聞媒體運行機制的微觀分析[28]，還是對新聞媒體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輿論動員和國家統治的文化霸權危機的分析[29]，霍爾等始終把揭示權勢者如何通過新聞媒體或廣義的象征資源來維護既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穩定性作為其研究的終極追求。

第三，通過開展微觀文化闡釋的民族志與宏觀權力分析的文化政治批判相結合的新受眾研究，開辟了以用戶和多元闡釋主體為中心、凸顯社會意義博弈過程的新聞接受研究的先河。霍爾在其關于媒體話語的編碼和解碼模式的研究中，已經強調了媒體話語的意義不只是媒體從業者遵循專業符碼的表達規則進行編碼的產物，同樣有賴于這種經過專業編碼后的文本被特定語境下的受眾接觸并進行差異化解碼或闡釋[30]。在霍爾關于受眾解碼思想的影響下，戴維·莫利等新一代文化研究學者在1980年代通過一系列經驗性研究開辟了新受眾研究這個新的學術方向。與詹姆斯·勒爾等人所開展的闡釋取向的受眾民族志研究不同，以戴維·莫利的“全國新聞”研究為代表的“新受眾研究”堅持從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場出發，主張將受眾的傳播實踐和從階級、性別、種族等維度進行的對社會權力的批判性思考結合起來[31]。從1990年代到2000年后，“新受眾研究”的焦點從受眾對新聞媒體內容的接受與消費轉換為更加廣闊視角中的受眾媒介話語，默爾斯、庫爾德利、利文斯通等深受“新受眾研究”傳統滋養的學者依然在網絡化的媒介環境中堅持“受眾”概念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并以“參與”范式為理論樞紐，重新建立網絡傳播時代微觀受眾實踐和宏觀社會反思間的關聯[32]。

總之，盡管在主流新聞學或新聞社會學的歷史敘事中，文化視角在1970至1980年代的新聞研究中幾乎隱而不現，但這并不意味著彼時的文化研究，尤其是伯明翰傳統下的文化研究忽視了新聞這一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上述討論表明，以霍爾為核心的早期文化研究學者，圍繞新聞實踐進行了一系列有價值的研究，取得了頗為豐碩的成果。那么，在新聞業，乃至整個人類傳播實踐本身正經歷數字化變革的當下，這些成果是否依然具有參考價值？應當如何根據當下新聞實踐的新情勢對這些理論遺產進行必要的調整和更新，從而使之更好地呼應數字新聞學在理論框架和方法論層面的學術需求？

三、新聞業數字化轉型與文化研究的理論更新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新聞業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這些重要變化不僅對新聞實踐、新聞研究和新聞教育中的傳統假設提出挑戰，還使一些基礎性概念變得難以定義，以至于需要重新評估“誰是記者”和“什么是新聞”等最基本的問題[33]。具體而言，傳統媒體時代的主流新聞學以組織化、建制化的新聞業為分析對象，其對新聞價值、新聞生產流程、新聞職業倫理等問題的討論均難以跳脫出“機構中心”的研究視角，以及對新聞業所依存的政治經濟基礎的默認。而在數字媒體時代，許多過去涇渭分明的邊界消失或變得日益模糊化了。比如，不同民族國家以及不同國內市場間的邊界，本地與全球、公共與私人的邊界，單向的大眾傳播與人際的互動傳播的邊界，專業人士與業余愛好者的邊界，生產與消費的邊界，新聞職業與其他職業的邊界等。相應地，新聞業也正因為自身邊界的模糊化而日益喪失其作為一種職業的自主權[34]。在此語境下，以機構為中心的新聞學研究顯然已不足以應對當代新聞業以及更廣泛的新聞傳播實踐所面臨的智識挑戰，跨學科的研究趨勢與更為開放的認識論取向成為數字時代的新聞理論發展的必然。

需要說明的是，當我們討論“數字時代”或“數字新聞”時，“數字”這一前綴絕不僅僅只是一個技術范疇內的修飾語。正如Waisbord所說：“我們已經度過了用‘數字’指稱特定的格式、平臺，或指稱信息編碼和存儲的特定方式的時代……相反，它代表著在技術創新的推動下，網絡化社會行動模式的興起和鞏固。”[35]在這種模式下，專業新聞機構不再充當線性傳播流中的“把關人”角色，而成為與其他行為體平行但同時又彼此互動的傳播網絡中的一個節點，“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真實、客觀等曾經由職業新聞從業者定義的專業主義理念也會重新遭到估量，網絡中各個層面的詮釋群體均可以其獨有的方式進行意義建構[36]。網絡化的傳播結構打破了單向的、層級化的傳受關系，新聞機構所面對的不再是被動、孤立、默然無聲的受眾，而是積極發聲且彼此聯結的公眾，他們既是新聞產品的消費者，同時也是新聞源的提供者或依托社交媒體平臺的新聞信息生產者。

在這場由技術發展所推動的新聞業生態整體性轉型中，文化研究視角對于數字新聞研究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價值：一方面，文化研究對文化循環整體過程的關注，對受眾/用戶生產者在闡釋過程中的能動性的強調，以及對新聞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動態性的揭示，均呼應了新聞傳播格局日益民主化、去中心化的趨勢。因而，與傳統新聞學的觀點相比，文化研究的理論資源對數字時代的新聞傳播實踐具有更強的解釋力。正如常江所說，由于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不認同對新聞活動主體的排他性界定，不贊同將新聞研究自限于新聞業內部，并對機構力量主導甚至壟斷信息傳播過程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因而它和主流新聞學在認識論層面的矛盾在傳統媒體時代幾乎是不可調和的。但在數字媒體時代，“文化研究作為一種追求對日常生活中的指意實踐進行總體性理解，對支配觀念和行為的結構性因素進行反思，同時有著對于溫和文化民主的明確價值追求的‘祛魅式’研究路徑，也就迎來了參與新聞學學術體系發展的新契機。”[37]

另一方面，在數字新聞研究這個高度強調變化性的領域，對于新聞文化的研究則為考察數字新聞業與傳統新聞業之間的延續性提供了依據，從而構成了對較為激進的技術烏托邦主義觀點的反撥。Ahva與Steensen的研究發現，早期的網絡新聞研究將數字技術視作主要的游戲規則改變者，認為新聞業將因互聯網技術發生根本性的革命。隨后，這種革命話語逐漸被另一種強調新聞實踐和文化韌性的演進話語所制衡。持這一觀點的研究者強調，舊的新聞實踐和新聞文化具有面對變革的彈性，新聞業并沒有因為數字化而發生劇烈革命，而是以緩慢的速度逐漸演進[38]。盡管在兩位作者的分析中，數字新聞研究目前已發展至更為成熟的解構式話語階段，強調用多元理論視角對新聞研究的基本問題進行重新概念化，但只要“數字”與“新聞”、“變化性”與“延續性”之間的張力還一直存在，文化的視角就將成為評估新聞實踐在數字時代變與不變的一個重要錨點[39]。

不過，與傳統新聞學理論一樣，早期文化研究視野下的新聞研究也是以大眾傳播和機構新聞業為前提的。因此，如果要在具體的研究中應用文化研究的相關概念和理論，就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些理論在其發展之初所處的歷史條件與當下現實之間的差別，進而思考在數字化時代，經典文化研究關于新聞實踐的理論觀點有哪些可以保留，哪些則需要進行調整和修正。具體來說，我們認為，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考察新聞業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文化研究理論的變與不變。

第一，關于新聞實踐的流通模式及其構成要素。與同時期主流新聞學聚焦于相對自成一體的新聞機構、專業新聞工作者、新聞編輯室等的新聞生產中心視角不同，霍爾等人從一開始就把新聞和廣義的傳播實踐視為一個調用語言和其他符碼系統來進行表意實踐的過程，故而從編碼和解碼這兩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時刻”[40]出發，把新聞機構及其從業者和作為新聞傳播對象的受眾納入到這個意義生產的循環流程之中。在關于文化表征的一般性理論論述時，霍爾同樣強調了文化實踐是一個包含了不同維度的循環過程[41]。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理論出發，霍爾把新聞傳播實踐視為一個生產、流通、消費和再生產彼此接合（articulated）起來的循環過程，任何新聞都是話語性生產和詮釋性消費交互作用的產物。在以報紙和電視為主的大眾傳播時代，霍爾等已經充分意識到新聞生產是多種力量“參與”的結果，新聞實踐并不只是一個所謂自律且自足的新聞界獨占的活動。這不僅表現在官方和權勢群體等權威新聞源作為“何為現實”的“首要定義者”，直接或間接塑造了作為“次級定義者”的新聞媒體的報道議程[42]，還表現為對身處不同階級、性別、種族等多維度社會背景中的公眾對新聞意義進行差異化解讀從而參與了對新聞社會意義的再生產。應該說，霍爾等人的研究中呈現出的去生產中心主義的特點，與當下數字新聞學突出強調“用戶”的重要地位，以及把數字新聞實踐納入一個包含多主體的行動者網絡之中去審視的觀點是契合的。而且，即便是在數字媒體的新環境下，編碼-解碼模式對于理解互動媒體技術的可供性是如何在設計者和用戶之間進行技術的文化意義協商過程中形成的，依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43]。

不過，在數字新聞業背景下，經典文化研究關于新聞流通模式的論述也需要通過更新來更好地貼合當下數字新聞研究的現實：一方面，盡管霍爾關于新聞流通的模式同時把新聞從業者的編碼和新聞受眾的解碼同時納入了考慮，但卻沒有對連接兩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這兩者的傳播技術和媒介渠道予以足夠重視。他只是在討論新聞生產的編碼時提到新聞從業者必須遵循媒體專業符碼的語法規則，才能以合乎專業規范的方式將事件轉變為新聞敘事并傳播出去[44]。這說明霍爾基本上是用對文本的符號處理代替了對媒介技術本身的分析。這當然不是霍爾一個人的盲點。伯明翰時期的文化研究主要面臨的媒介技術是作為家庭媒介的電視，互聯網等數字化傳播技術尚未問世，技術對日常傳播實踐和整個社會系統的全面滲透則是幾十年之后的事情。相比之下，如今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以及通用人工智能和人機互動技術的興起，算法和各類人工智能應用工具在數字新聞生產、流通、消費和再生產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對今天的數字新聞學研究者來說，在運用霍爾等人提出的編碼-解碼模式時，必須把媒介技術作為一個關鍵節點納入分析框架，充分考慮到技術對新聞生產者和消費者產生的復雜影響，并對這種影響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層面造成的后果進行審慎評估。尤其應注意到媒介技術的發展如何改變了新聞的編碼和解碼規則，而這種改變又如何對傳統新聞敘事模式構成沖擊，如何影響到新聞作為一種公共話語實踐的本質和社會功能。

另一方面，霍爾基于大眾傳播提出的編碼-解碼模式盡管是一個循環過程，但基本上依然是一個從機構到大眾的縱向維度的循環模式，即傳播實踐表現為一個有反饋但大體上遵循事件-編碼-流通-解碼-反饋的逐級流動的過程。直到新受眾研究興起之后，作為新聞消費者的公民之間如何就新聞內容進行互動和分享從而形成所謂闡釋社群才受到文化研究學者的重視。但在社交媒體普及和飛速發展的當下，傳統機構新聞業不得不遵循社交媒體的傳播邏輯，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數字化新聞消費模式。更重要的是，由于數字化媒介技術對個體的傳播賦能導致新聞公民的自媒體化，在縱向維度之外出現了新聞實踐的橫向流通網絡，即公民/用戶個體或群體之間不經過傳統機構新聞業對事件信息的即時發布、分享、評論、二次創作等。顯然，編碼不再是機構新聞業工作者的特權，而是每一個媒介使用者都能隨時隨地做到的一種日常活動。這表明數字新聞時代的新聞編碼和解碼已經成為一個多主體參與的縱橫交錯、多元立體的復雜話語實踐網絡。

第二，關于新聞實踐的建構主義本質及其運作的意義結構。與主流新聞學基于客觀性等原則把新聞界定為對新近事實的一種反映不同，文化研究明確提出新聞生產并不是一種“有聞必錄”的消極反映活動，而是通過對事件信息的選擇和創造性組織來對“何為現實”進行積極定義的社會建構活動。這意味著，以相對“客觀”的方式對社會事件進行呈現的信息傳達只是新聞社會功能的一部分，更重要是通過符碼運作和框架選擇將特定意義注入關于“事實”的原始信息之中，從而把不斷變化的現實納入既有的象征秩序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是社會再生產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犯罪新聞為例，霍爾指出，通過報道犯罪事件，以及權威機構或人士對這些事件的界定，犯罪新聞的重要功能在于通過罪與罰的故事反復提醒公眾注意道德、法律、規范和社會秩序的邊界在哪里，什么是法律和道德的臨界點，以及什么樣的行為構成了對這種邊界的逾越和破壞，從而在話語層面不斷對既有的社會秩序進行鞏固或修補[45]。 在《管控危機》一書中，霍爾等指出，這種作為定義現實的話語實踐的新聞離不開三個結構性條件：“促使新聞生產以類型化模式進行的媒體機構組織方式”（特別是新聞組織的時間和常規化壓力）、“決定新聞選擇及各類新聞事件的重要性序列的新聞價值結構”（即新近性、重要性、趣味性等新聞事件的內在素質要素和客觀、中立等新聞專業主義要素），和把新聞事件 “置于一系列已知的社會和文化關聯性之中”的識別和語境化過程[46]。其中第二、第三個條件構成了所謂新聞實踐的意義結構的兩個層次，即以形式化的新聞價值（專業化的職業規范：新聞價值、專業主義意識形態）為主要內容的外延意義結構和以意識形態性的新聞價值為主要內容的內涵意義結構（社會整體的道德政治話語和權力秩序：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意識形態主體和表達邊界）。前者的主要功能是明確新聞生產專業實踐的形式規范，確立職業和專業的程序合法性，是實現意識形態性的新聞價值的前提和手段，而后者的作用則是作為默認的“共識”為新聞作為一種有意義的話語進入社會闡釋領域提供語義背景，從而建構社會主體位置和價值認同，實現對現有秩序合法性的再生產[47]。

應該說，霍爾等人提出的這些觀點從批判新聞研究的視角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新聞的本質及其社會功能的理解，對當下的數字新聞研究依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但這些觀點也囿于時代局限存在以機構新聞業為中心的盲點。隨著傳播技術和新聞實踐的發展，尤其是以專業媒體機構為核心的新聞業生態向多元主體參與的格局轉變，上述觀點也需要與時俱進地做出調整。比如，盡管承認了公眾在積極闡釋和通過意見反饋參與新聞生產方面的角色，但總體來說，經典文化研究對新聞作為一種建構現實的話語實踐的看法主要還是集中在機構媒體及其背后的權勢集團是如何通過新聞話語塑造輿論和實現對現實定義的主導權。霍爾等人在《管控危機》中給我們呈現的就是當文化霸權和統治秩序陷入危機，精英集團和控制文化體系通過媒體的新聞報道引導和塑造輿論，將議題納入特定的意義和情感網絡，制造道德恐慌，從而為趨于保守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議程提供強有的力的輿論動員[48]。但隨著以數字化傳播技術的發展，機構媒體主導的大眾傳播正向社交媒體主導的大眾自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49]狀態演進，混雜媒介體系的形成[50]和傳播力的彌散化趨勢導致機構媒體和權勢集團壟斷現實定義的狀況再也無法維系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新聞供給主體日趨多元化，多元視角的信息發布和觀點表達以及由此形成不同群體圍繞特定議題的意義爭奪已成為當下的輿論常態。這種變化同時也改變了霍爾等人所說的新聞實踐所依賴的結構性條件。比如，傳統新聞業確立的專業主義常規依然在發揮作用，但已經不是評價新聞實踐的唯一標準體系。自媒體對社會事件的傳播遵循情感或價值共鳴的流量邏輯，并在網絡輿論場引發大規模關注、轉發和討論的連鎖反應，形成以熱搜或趨勢性議題為表征的社交媒體化的新聞傳播效能。這些新的傳播邏輯固然為輿情的產業化和基于大數據的輿論操縱提供了條件，但也為多元化的意義網絡和闡釋社群的形成提供了空間。相應地，作為傳統新聞實踐第二層意義結構的社會意識形態也在數字新聞實踐過程中呈現出更復雜的景觀。傳統上被壓抑的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及其動員潛能在數字化傳播生態格局中獲得了釋放的可能性，從而形成了一種權力和反權力之間動態博弈的局面。

第三，關于新聞實踐與宏觀歷史情勢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為了回答普遍歷史與具體歷史情境之間不協調性的問題，對“結構的歷史”和“情勢的歷史”進行了區分：“結構的歷史”肯定了經濟基礎在長時段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避免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機械決定論傾向；“情勢的歷史”則凸顯了特殊歷史條件的斷裂性情勢，在策略性層面上回答了革命政治的方向與速率問題[51]。受到馬克思的影響，霍爾等人十分重視把微觀的文化機制分析與宏觀的政治經濟情勢的批判考察結合起來，把對具體議題的研究納入對作為特殊歷史條件的斷裂性情勢的分析之中。這種馬克思主義取向的整體的、歷史的方法論在霍爾等人關于新聞的研究中有鮮明的體現。就這一點來說，《管控危機》一書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在“對特定歷史語境下社會危機和政治經濟現實之關聯性的宏觀分析中，霍爾等人展示了他們遠遠超出表象描述和社會事件個案分析的政治關切。《管控危機》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要表明，傳媒作為主要輿論機關所建構起來的關于社會秩序即將崩潰的道德恐慌是一種基本的意識形態形式，通過這種形式國家成功地贏得了‘沉默的大多數’對強制性權力的支持。在對國家機器的征用之前，統治集團必須設法掌控市民社會領域，贏得市民社會對自身立場的贊同，從而在意識形態上把對強力的征用合法化。”[52]

當然，霍爾等當年對報紙、電視等新聞媒體進行分析時所處的歷史情勢與當下的歷史情勢已經截然不同。機構媒體在宏觀歷史情勢形成中發揮作用的機制與當下的數字化新聞傳播現實之間也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其具體的研究結論或許已經無法解答今天的問題，但情勢分析作為一種研究思路依然是有價值的。即便是在新聞實踐和輿論場全面數字化轉型的當下，這種把新聞傳播實踐的微觀文化機制分析納入相對宏觀的“情勢”研究中的思路，依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一方面，它要求我們深入把握各種錯綜復雜的危機、矛盾和對立是如何在‘此時此地’的特定語境下變得日益集中和強化的。另一方面，這種路徑把情勢視為一個充滿可能性的空間，認為存在多種不同的危機解決方案——而在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中，政治，即對社會力量的組織和動員，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53]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宏觀分析的思路有利于數字新聞學研究納入更多的理論和方法資源，從而拓展自身的社會歷史價值。比如，數字新聞學不再局限于對生產和消費模式、參與主體的構成、技術驅動因素等較為具體的細節的研究，而是可以從傳播生態的變革與歷史進程之間關系的角度，分析多主體多維度的新聞實踐的數字化轉型如何改變了整體社會結構中的權力關系，從而對微觀的日常新聞實踐的歷史價值進行重新界定。

四、結語：走向文化批判的數字新聞學

數字新聞學的興起和發展是新聞研究領域的一場革新。在此過程中，與包括文化研究在內的經典理論傳統對話，有利于豐富和完善數字新聞學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本文簡要介紹了新聞研究的文化視角，探討了英美文化研究和傳統新聞學研究范式之間的緊張關系，并重點回到伯明翰學派所代表的早期文化研究傳統，回顧了1970-1980年代霍爾等人圍繞新聞實踐所形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及其對于新聞研究的獨特理論貢獻。結合數字技術給新聞傳播生態帶來整體性轉型這一宏觀情勢，本文進一步歸納出文化研究視角對于當下數字新聞研究的兩重價值，并從新聞實踐的流通模式及其構成要素，新聞實踐的建構主義本質及其運作的意義結構，以及新聞實踐與宏觀歷史情勢之間的關系這三個層面出發，探討了經典文化研究理論在新聞業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的持久價值和需要進行調整的方向。

總體而言，盡管孕育早期文化研究視角下新聞研究的歷史語境和媒介技術環境均已發生改變，但我們認為，經過繼承和發展的文化研究理論依舊能夠為數字新聞學研究提供有價值的認識論與方法論資源。文化研究所強調的以表征體系為基礎的話語實踐在意義建構和定義現實中的重要作用，提醒我們在關注數字新聞實踐的物質、技術和組織條件時，不要忘記對數字化時代的新聞話語實踐本身的研究，尤其是對復雜性和流動性不斷凸顯的數字化新聞文本、敘事和框架及其與社會政治經濟等非話語維度的關系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不以純粹的智識活動為目標，而是包含著強烈價值追求和現實介入意識的研究領域，經典文化研究的獨特之處恰在于其對新聞等社會表征系統之政治功能的揭示，對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再生產機制的批判，對替代性話語資源和新聞實踐模式的探尋，以及對新聞實踐所處的宏觀歷史情勢的整體性反思。從這一問題意識出發，數字新聞學在現有的微觀和中觀研究的基礎上，應當走向一種更具有強烈現實關懷意識、更有整體性和歷史性的宏觀研究，在現有的問題維度上納入文化批判的視角，尤其應當從宏觀的政治經濟權力關系和社會意識形態再生產或重構機制的角度，對數字新聞生產、流通和消費實踐在社會主導秩序的維系和革新中發揮著什么樣的功能進行批判性分析，從而拓展數字新聞學研究的對社會現實的解釋和介入潛能。

作者：黃典林，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教授、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安柯宣，中國傳媒大學媒體融合與傳播國家重點實驗室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