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ChatGPT為代表的新型智能化自然語言處理工具的發展將大大推動人工智能技術與數字出版行業的多樣交融、并行發展。文章對ChatGPT在數字出版行業中的應用前景展開探究，并對其可能引發的思辨與危機展開討論，認為ChatGPT類的自然語言型智能輔助工具，不僅能顛覆性地變革數字出版行業的內容生產與形式更迭，更可實現場景性、互動性和機動性的流程重構，情境性信息交互和知識付費模式，以及開放性的元宇宙出版生態。文章也探討了ChatGPT的技術迷思中所隱藏的現實隱憂和出版主體因之產生模糊、疑惑、錯位與倫理追問，并對未來之應對路徑提出了相應的思考。

［關鍵詞］ChatGPT?數字出版?智能出版?內容生產?技術倫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我國要“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加快發展新型文化企業、文化業態、文化消費模式，壯大數字創意、網絡視聽、數字出版、數字娛樂、線上演播等產業”。做好數字出版工作，培養數字出版人才，是“十四五”規劃中的重要內容，也是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擴大優質文化產品供給，助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之需。在媒體融合、大數據應用、元宇宙平臺建設、人工智能技術的推動下，數字出版正從規范的“以數字技術將作品編輯加工后，經過復制進行傳播的新型出版”［1］走向更為廣闊和多模態的立體型、開放型和智能型出版之路，而ChatGPT類的自然語言處理工具的誕生，更為數字出版行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

  以ChatGPT為代表的新型智能化自然語言處理工具是新一代智能傳播的里程碑標志，數字出版則是基于新型信息傳播技術的系統化、智識性的知識生產與傳播活動［2］。二者以“知識”為紐帶發生橋接關系［3］，推動數字出版進一步向智能出版的更高階段演進，將為數字出版帶來何種機遇和挑戰？本文以此為契機，對國內外最新的人工智能技術在數字出版業全流程中的應用展開描述，并對其前景與所蘊藏的危機進行思考。

一

智能編創：出版內容的技術賦能與前景

在人工智能與數字出版產生技術性對話的前ChatGPT時代，形形色色的寫作機器人創作、智能新聞生產和虛擬主播播報大量出現，智能化信息處理、文字書寫和音視頻編創不斷進步，人工智能以其單向度的服務性（如財經與體育報道等資訊處理、文字與語言糾錯等）、娛樂化的工具性（如機器人寫詩、AI繪畫等）、數據整合性（如輕量型的學術綜述、文案腳本輸出，集錦型的音視頻編輯等）構造出智能編創的美好藍圖。近年來，智能編創已從早期“震撼性地進入人們的視野”［4］發展為深度嵌入新聞傳播、信息服務和數字出版的諸多領域，體現出人工智能在信息整合和數字出版領域的探索性潛力。ChatGPT則在此前人工智能技術的基礎上，能夠適配更多種文本交互的編輯與傳播訴求，涵納范圍不僅包括文娛、學術、辦公、新聞報道、編程等信息處理領域。其還能夠進一步對用戶輸入的數據進行學習和模仿，進而創作出更具個性化氣質的文字內容，如符合特定媒體風格的文字稿件、特定地區的方言文學等，賦予其深度學習以個性模擬與情感附著的媒介化表征。

ChatGPT標志著繼語音、圖像視頻識別技術之后最復雜的語言識別技術的突破，也是基于模式識別和深度學習的感知智能技術發展的新躍遷［5］，在海量數據、社交邀請和自然語言模擬的多重賦能下，ChatGPT與隨之出現的類模型，如復旦大學自然語言處理實驗室發布的國內第一個對話式大型語言模型“MOSS”和百度全新一代知識增強大語言模型、文心大模型家族的新成員“文心一言”等，將人工智能從學科化、精英化的科學場域，轉化為由信息服務、知識搜索和新聞出版行業所引領的一場大眾狂歡。ChatGPT類的人工智能技術能夠滲透到信息采集、數據分析、加工整合、甄別審核、選題確定、內容生成和潤色、把關分發、產品呈現等各個環節［6］，全面賦能數字出版行業的內容結構與傳播格局。

ChatGPT類的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激發更具場景性、互動性和機動性的編輯出版流程新形態。傳統編輯出版流程中的審核、校對與修改工作，往往面臨著文本體量龐大、修改鏈路冗長、效率延宕等問題，數字出版所面對的海量數據文本的檢校與互動效果的技術監督更是冗雜，ChatGPT類的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介入和功能釋放在此過程中變得尤為重要：其不僅可在知識糾錯、合規性審查等多維度檢測分析，有效提升出版行業審校效率，而且更能服務于“交互型”“對話型”人機協同編輯流程的建設。ChatGPT可在錯誤標識和編輯警示的基礎上，激發更為復雜、多元、場景化的應用服務模態，將人工智能編校小助手從工具性應用演變為了一種多功能交互化與服務型人格化的參與角色。換言之，未來的ChatGPT更像編輯室里真實存在的“員工”或“編輯”，能夠深度融入數字出版的不同環節與不同場景。ChatGPT的自然語言處理功能能夠極為迅速地根據當下場景和現實出版需求，對全出版內容與流程進行檢查、修改、潤色，實現如語法檢查、格式校準、標點使用和用詞優化等，可以快速完成工作。同時，編輯部門還能夠依據以往的編輯風格、出版物特征與流程規范對之進行訓練，使ChatGPT通過深度學習掌握特定出版機構的風格特點，提供更具個性化的工作表現。

ChatGPT類的人工智能型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在賦能編輯出版行業的開場中，已然延展出更為多樣的技術可能性路徑：不僅是交互性、自然語言態的內容生產形態的流程重塑，更將催生視聽化、多樣態的數字出版產品的范疇重構。其自然語言處理的特征，使其可以迅速嵌入信息檢索、知識導覽、數據庫服務等教育傳播與學術出版行業；而其與智能語音的結合，更將促進全功能、多場景、交互增強型的無障礙出版的技術性躍升；ChatGPT也將與數字出版的跨媒介、全媒體的發展趨勢無縫對接，為“智出版”“大出版”“泛出版”發展態勢增添活力。

二

深度融入：出版業態的全面重構與探尋

在智能化背景下，以內容為載體、以大數據為支撐，激活產消關系、探索新興服務模式是出版業態重構的基本法則［7］。

在交互出版的層面上，ChatGPT可以激發數字出版用戶群體的深度參與和智能共建，邀請和激發用戶在使用、消費內容的同時，積極參與由ChatGPT引導的情景模擬型的信息交互。交互出版，由此也具有了另一層深刻的含義，“ChatGPT—數字出版物—用戶”之間形成多維多層的信息互動模式和自然語態的信息交流，ChatGPT在鏈接更為豐富的數字出版內容以對用戶的問題進行回應的同時，也意味著用戶與數字出版機構協同完成ChatGPT的應用訓練；并且，ChatGPT也可激發出更為個性化、情感標簽明確、主題需求具體的知識付費墻應用前景。具體而言，就是以ChatGPT的擬情境對話為基礎，對不斷變化和更新的用戶回饋的海量數據進行精準分析與運用，并迅速在個性化營銷、目標用戶定位、用戶行為追蹤、用戶畫像描繪、付費墻的設置等方面提出建設性建議，為數字出版行業的定制化、分眾式、智能化創收模式的構建提供助力。

在虛擬出版的領域中，ChatGPT類的人工智能技術是連接傳統出版行業、數字出版與元宇宙出版的功能性應用，將數字出版延伸至一種與現實物理世界互相影響、密不可分，既兼具虛擬與現實又模糊虛擬與現實邊界的更高維度的新型社會形態之中［8］。元宇宙不僅可為出版業提供新的技術支撐、新的內容創作工具、新的內容產品、新的圖書交易平臺、新的出版人形象、新的組織流程以及新的平臺與生態，還將加快出版產業的數字化、平臺化轉型升級，促進出版業的融合發展［9］。人工智能與元宇宙有著天然的同盟關系：對人工智能而言，元宇宙是人工智能應用的新賽道和新增長點；對元宇宙而言，人工智能及相關的算力、大數據等技術領域，都是其核心的技術底座［10］。首先，隨著虛擬與現實邊界進一步的模糊與融合，元宇宙打造出了自然人、虛擬人、機器人三者共融共生的新生態［11］，在有三種出版主體可供選擇的技術背景下，如何讓ChatGPT通過三者的相互配合揚長避短、突破限制，實現數字出版的系統性升級，將是ChatGPT類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和研究的重點。其次，元宇宙有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多種先進而強大的數字技術，理論上能夠以分布式算法和去中心化的邏輯實現出版行業全流程中的版權保護、加密傳輸與知識分享。如何平衡其優勢與隱患，利用人類智慧馴服數字智能，將是未來最大化元宇宙出版效益的關鍵所在。最后，盡管元宇宙概念已經得到海內外研究者和從業者從不同視角出發的充分探索，但鮮有人關注元宇宙與各國本土數字出版語境之間的接合問題。ChatGPT類人工智能技術在各國出版業的元宇宙重構進程中的作用、不同數字出版方在戰略高度上對元宇宙新市場的爭奪，都是值得整個行業進行思考和探尋的重要問題。

三

倫理危機：AI浪潮的現實隱憂與思辨

ChatGPT席卷全球的這場風暴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熱烈關注，而在技術進步的浪潮之中也裹挾著諸多危機與隱憂。有報道稱，目前世界多國教育系統及相關從業者已公開抵制ChatGPT，多所大學已宣布計劃減少居家評估，增加手寫論文和口試，有的學校甚至將恢復使用監考的筆試考試來評估學生［12］。許多出版機構同樣對這款功能強大的工具進行了嚴厲的“封殺”和抵制，禁止ChatGPT成為合著者，或禁止它所生產的內容出現在文本中。人工智能領域存在已久的倫理危機正在新一輪技術發展的背景下再次凸顯出來。對于本文所討論的數字出版領域，ChatGPT類的人工智能技術引發的倫理危機也令人擔憂。

一是在數字出版行業中因ChatGPT的泛化和過度使用而引發的內容生產創作實踐倫理、文化倫理與傳播倫理危機。在ChatGPT高效能地投入數字內容生產的同時，出版主體也發生了一種“倫理移位”：人工智能動搖了出版流程中人的主體地位，對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原有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定位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3］。當出版物中摻入大量來自ChatGPT隨意而高科技、工整卻偽生產、去版權去作者化的內容之時，其著作權的歸屬將變得前所未有的撲朔迷離——數字出版的主體是名義上的作者，還是為其提供支持的人工智能，抑或是開發該人工智能的團隊？而將ChatGPT在對話與聊天時所生成的內容挪用至自己作品的作者，是否構成了人類對機器的抄襲？這種抄襲又該如何進行辨析和認定？這些疑問已經在最關注版權與倫理的學術出版領域掀起了許多爭鳴與探討，牽扯出“數據倫理問題、學術創新爭議、算法黑箱與偏見問題、引用問題、署名問題”等復雜的倫理爭議［14］。可以預見的是，在人工智能愈發強大而版權意識日益增強的未來，人工智能對數字出版行業的介入還將進一步成為困擾智能出版時代從業者的倫理疑云。

二是ChatGPT在數字出版流程中的深度融入與數字出版人才培養及行業體系之間不可調和的技術倫理、資本倫理與行業倫理危機。ChatGPT在出版流程中對審查、校對，甚至付費體系設置和場景擴充等工作的接手，實則是對數字出版行業編輯與出版人力資源的一種摧毀性的替代。貌似更高效的技術對人工編輯的替代，最終會導致出版行業人才市場的生態失衡，并在惡性循環中影響數字出版的發展。以人工智能的機器理智簡單替代編輯“個人品位、鑒別能力、情緒反應、做事的條理性、決斷力、投入的熱情，以及溫柔的關愛”［15］等人類編輯的特質，容易造成看似科學客觀，但實則風格單一、缺乏創意的審稿模式，會“誤殺”諸多更具人文關懷和活力生氣的作品。事實上，數字出版人必須要承擔數字時代的社會文化信息的傳播者、優化凈化社會文化信息的把關人、出版傳播活動的調節者、聯系著譯者和讀者的橋梁等復雜角色［16］——這是ChatGPT類的人工智能技術難以取代的。另外，若完全由人工智能來捕捉數據和設置付費體系，付費墻的建立和用戶數據的處理都將徹底隱入算法黑箱之中，使得優質的出版內容在其“智能理性”與“情感模擬”技術迷思中讓位于更能博得眼球而實質上并不優秀的內容，埋下流量至上、資本至上等隱患。ChatGPT類的人工智能技術與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已然對數字出版行業生態開始了強勢重構，我們應該依循數字烏托邦中的虛擬社會倫理，思考對ChatGPT是持以平等、開放之心，還是持以更為審慎、嚴謹、抵抗性的立場，以檢視數字出版的行業倫理如何更好規范、監督和制約ChatGPT編輯及其與人類協作編輯的職業規范。

出版從業者、研究者和教育者應當重新定位自身，攜手探討，以應對新興技術的沖擊，共同探索ChatGPT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第一，建構“人—機”協同的智能創作模式。數字出版行業應充分利用ChatGPT的智能權力和自然語言交互特性及創作力量，推動“雙主體”編輯出版新模式。在協同創作中取長補短，將人工智能的高效處理和人類智慧的靈活機動結合起來。同時，應在智能創作模式中建立起相應的規制，以防止協同創作中出現版權糾紛、出版不端等倫理問題。第二，重新定位編輯出版行業的數字人文價值。人類編輯在美感經驗、傳播價值、文化風格與人文價值層面具有不可或缺性。毋庸置疑，數字出版行業對ChatGPT所具備的交互化、對話型內容審核及風險控制的工作潛力也是極為歡迎的，這能夠將人工編輯從簡單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可減輕人類主體的知識選擇與辨別危機［17］。但與此同時，如何凸顯具有當地性、本土性、時代性的編輯理念和出版思路，在智能協助中，重新定位、喚醒和構建編輯出版行業的人文價值和美學精神，拓展和增強數字出版物的形態維度、傳播廣度與知識價值則顯得更為重要。第三，加強ChatGPT類的人工智能技術與數字出版的復合型人才培養。在數字出版、智能出版進入技術發展的深水區后，更加需要出版、計算機、人工智能的跨學科、復合型人才，以徹底打開技術黑箱，“在技術設計階段植入倫理規范，賦予人工智能道德判斷力”［18］，打造具有倫理干預功能的出版道德智能體，解決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文化倫理、傳播倫理與技術倫理等危機。

四

結語

人工智能、自然語言處理、機器深度學習與信息傳播科學的多樣交融、并行發展，將催生全新的數字出版與智能出版的時代場景，孵化出以ChatGPT為代表的新型智能化自然語言處理工具應用于新聞出版與信息傳播領域。本文以ChatGPT在全球范圍內的火熱為背景，對ChatGPT類的人工智能技術和自然語言處理工具在數字出版行業中的發展前景與應用情境展開探討，并對應用背后所蘊藏的危機進行了思考。ChatGPT及其后來者，能夠顛覆性地推進數字出版行業的內容生產與形式更迭。ChatGPT的技術迷思體現在對現實隱憂和出版主體所產生模糊、疑惑、錯位與倫理追問上，由此，應深入思考未來的應對策略。ChatGPT不過是數字出版發展潮流中的一個技術標志和時代印記，在建設數字中國，走向數字宇宙的漫漫征途中，數字出版行業還將迎接無窮盡的技術奇點與知識爆炸的盛景。

注釋：略。

作者：吳煒華，系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編輯出版學系主任；黃珩，系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研究生。